一厘米相当于多少公分(一公分等于多少厘毫米)

石钊钊
古人常称书房为“文房”,其中陈设清雅。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,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。这些“尚意”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洪流中记载甚少,但绘画的“记录”功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古代文房的清雅样式。
早期华夏文明中,文房用具多是记录生活。当图绘记事应运而生,画与书也就成为文明的载体与标志。早期文字除书与布帛外亦多契刻,而刀与笔的出现,则推动了图画向文字的发展。传说毛笔由蒙恬发明于战国,但从书写痕迹看,殷商时期已经可熟练运用毛笔在甲骨上书写文字。墨与朱砂作为早期颜料的代表,皆取自天然,甲骨文中就有墨书一类,虽出土较少,但也证明当时墨的应用。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曾伴出毛笔与墨丸,墨丸墨色乌黑透亮,墨性浓黑光洁,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。从“刻于骨甲”到“书于竹帛”,笔墨的应用与文字的发展皆在商周时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
纸张的出现早于传说中的东汉蔡伦造纸,1957年西安出土的灞桥纸是西汉武帝时期纸张遗物,是我国最早的植物纤维原料纸。纸质粗糙,表面也不够平滑,虽不易书写文字,却将“蔡侯纸”向前推进了一个世纪。

(汉) 墨丸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
砚是基于墨的发展而生的,将合成的墨精细研磨、去除杂质,才能将书写文字的墨色与墨性表达出来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考,时至汉代砚即已出现,隋唐以后随着制砚技术的改进与文人需求的增强,砚已不单单是研磨墨丸的工具,更多成为文人雅士玩赏、收藏之物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受西来风格影响的转变期。南朝文人的清谈不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地风情相互碰撞,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类型多样而繁荣。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墓的墓主人生活图纸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国时期纸画,由六块大小相近的纸拼接而成,纸质厚实,呈土黄色。画面横向展开,依次绘出行图、墓主休憩图、庖厨图。画中颜色鲜艳浓丽,笔触已出现中锋、侧锋之分,可见此时的毛笔笔头应有较长的笔锋。

(东晋) 陆机 平复帖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23。7厘米 横20。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相较于纸本绘画资料的稀缺,晋唐时期的书法名作与名家则是中国书法史中最灿烂的篇章。纸张代替绢帛用于书写,大体源于魏晋时期,晋陆机《平复帖》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,世称“墨皇”。《平复帖》凡九行,为陆机问候友人手札。全幅以麻纸为地,虽因纸面损伤而散失部分字迹,却可见晋唐纸本艰涩的本质。其中墨书介于章草、今草之间,字体犹存隶意,却不似隶书波磔分明,左右翻飞间可见全以硬芯笔写成,虽秃笔枯锋却尽显贼毫,是隶草演变过程中的代表书作。

(晋)王珣 伯远帖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25。1厘米 横17。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
(晋)王珣 伯远帖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25。1厘米 横17。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王珣《伯远帖》与前文《平复帖》为现今仅存的两件晋代名人书法。“书圣”王羲之并无真迹传世。王氏一门世代擅书,仅族侄王珣有此短笺留存,风神俊朗,潇洒流利,行草用笔之精微,可谓稀世之珍。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此帖也倍加珍视,以侧理纸装裱并御笔亲绘木石图以表珍爱。侧理纸是魏晋名纸,晋王嘉《拾遗记·晋时事》:“侧理纸万番,此南越所献。后人言陟理,与侧理相乱。南人以海苔为纸,其理纵横斜侧,因以为名。”可见魏晋名纸对当时书法名作的出现确有不少辅助。
晋唐时期,随着家具由低矮的坐具向胡床、胡凳的发展,原本的书写方式也配合坐具的变迁而不断更新。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《女史箴图》是顾恺之传世画作中样貌最忠实的一本,此作虽被认定为唐代摹本,但画中仍然忠实记录了东晋时期各类名物图像。《女史箴图》是晋人张华以历代贤妃事迹撰文,讽刺惠帝时贾后专权,并借此教育内廷妇而作的“苦口陈箴、庄言警世”名篇。卷尾女史双手执笔于手卷,正表现了此时毛笔硬挺适于持卷书写的习惯。
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杨子华《北齐校书图》卷则向我们呈现了不同于顾恺之的北方绘画风格。此作虽为宋摹本,但仍保持画作原貌。北齐画家杨子华是当时著名的人物、车马画家,笔下骏马生动传人,曾引起观者在夜间产生听闻马声嘶鸣的幻觉,被称“画圣”。北齐世祖高湛在位时(公元561—565年)任直阁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,供职宫廷,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,成为当时北齐宫廷御用画家。他所画人物形象丰满圆润,融合胡风的健硕体态,有别于顾恺之的“秀滑清丽”,画风影响唐人,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。此作所画为北齐天保七年(公元556年)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十一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《五经》诸史的情景。图中胡床之上可见清晰的辟雍砚。《礼制·王制》记载:“大学在郊,天子曰辟雍,诸侯曰类宫。”辟雍源于早期太学建筑,为天子讲学之所。东汉蔡邕《明堂丹令论》载:“取其四面环水,园如璧,后世遂名璧雍。”魏晋南北朝砚中,有带足圆盘形最为流行,此砚砚池围绕砚堂,如辟雍环水,故名“辟雍砚”。早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,南北朝则演进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砚、辟雍砚,到了隋唐时期则发展出圆形多足的辟雍砚。

东晋 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
“三希”中,除《伯远帖》外,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亦为佳作。此帖为王羲之写予“山阴张侯”雪后问安的短札。虽为唐人摹本,却因使用“影拓”技法而忠实保留了王羲之作品面貌。“影拓”原以唐代硬黄纸双勾摹拓而成,硬黄纸以白纸经黄檗染潢可驱虫,再浸蜡捶打,质地透亮而光滑;双勾摹拓则将原本中的字迹细节逐笔精摹,形成与原作一致的笔迹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记:“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,染以黄檗,取其辟蠹。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,皆唐人仿书,非真迹。”“影拓”除传世王羲之诸多摹本外,另有辽宁省博物馆藏《万岁通天帖》(王氏一门书翰帖)为代表。此本中,除将原作笔墨摹拓廓填外,还以乌丝摹除原本缺损虫蚀之处,成为研究王氏一门书帖面貌的一手资料。

(唐)禹受洛书传说图 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〔英〕大英博物馆藏
除唐代书法外,唐人画迹亦见有文房用具。敦煌藏经洞中曾出土《禹受洛书传说图》,相传文字尚未发明前,伏羲氏因治天下有道,目睹“龙马”背负河图并从中得到阴阳、四象、八卦的启示。此画为残本,另有禹受洛书段残,画中伏羲身着冠服,手持笔、卷,面对高大的龙形马蹄异兽,奋笔疾书,火光熊熊,可见早期执笔手写之姿。
除站立书写外,唐代亦出现伏于低矮几案书写的形象。

(传)唐 王维 伏生授经图(局部)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
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唐王维《伏生授经图》是现存争议最小的王维画迹。图中描绘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博士伏生将《尚书》藏于壁中,至汉初年伏生已年过九十,文帝派晁错求学《尚书》二十八篇的故事。画中伏生虽年迈体弱,仍伏案不倦,双手展卷指证,似在向画外之人讲授《尚书》。面前八曲足几上可见用完搁置的随行砚与毛笔,座下蒲团前方另有手卷与小罐状砚滴,另一侧则放置已经用经帙打包好的手卷。画中随形砚状如天成,只中心砚池微凹,墨色黝黑,下侧辅以木架承托,足见此砚并未过多雕琢,全取自然之美。本卷曾藏于北宋宣和内府,足见画中所见应为宋前之物。
晚唐时期,随着坐具与几案的逐渐增高,书写的习惯与形态也愈发趋于现代。大英博物馆藏《地藏十王图》是根据唐《地藏十王经》所描绘。画中地藏菩萨头戴僧帽,双手执禅杖与宝珠,半跏坐于石台之上。左右随侍专司善恶记录的善恶童子与十殿阎王,前景画崔判官、僧道明、狮子、持笔吏,牛首狱卒正押解戴枷魂魄在镜前观看生前杀牲之罪。画中十殿阎王侧身相对,桌案已改为高足方桌,并装饰帷幔案裙,桌上除判生死罪福的书卷外,另可见置于案侧的箕形砚。箕形砚又称“箕斗砚”,形如畚箕,又因砚尾外撇似“风”字形而名“风字砚”。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,盛行于唐代。

五代 周文矩 《琉璃堂人物图》卷(局部) 绢本设色
五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,政权分裂,百家争鸣,孕育出了丰富的艺术流派,这其中对北宋艺术的影响尤为深刻。南唐最为风雅,皇帝不仅是艺术的赞助人,更是艺术的追求者。周文矩是南唐时期较负盛名的人物画家之一,后主李煜在位时(公元961—975年),任翰林待诏。笔下人物、佛道绘画皆精。《文苑图卷》是传世周文矩绘画中极为精到的一件,此卷原为《琉璃堂人物图》内容后半,全卷应绘唐代诗人王昌龄诗友琉璃堂厅前诗会场景。画中文房概览,松下一人卧于石台之上,执笔托颌若有所思;面前童仆正手执墨锭,在砚堂中悉心磨墨。卷尾二人捧卷品读,身后都篮似为文具盒,颇为引人注目。
纸墨之于书法,以南唐李廷墨、澄心堂纸最为著名。南唐李超、李廷父子所制之墨“丰肌腻理、光泽如漆”,多制于保大年间(公元943—957年)。北宋灭南唐后,廷墨便输入内库,成为宫廷珍藏,至徽宗宣和年间(公元1119—1125年)更是“千金易得,李氏之墨不可得”。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存世唯一李廷制“翰林风月墨”,长方略薄,满布断纹,墨面黝黑如漆,正面有泥金草书“翰林风月”四字,背面朱书三字已不可辨,可谓稀世之珍。

(北宋)蔡襄 澄心堂帖 纸本墨笔 纵24。7厘米 横27。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北宋仁宗嘉祐八年(公元1063年),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给友人写去一封短札,委托搜寻南唐名笺——澄心堂纸。澄心堂纸为南唐后主李煜设局令承御监所造御用纸,因藏于澄心堂而得名,相传其质“肤如卵膜,坚洁如玉,细薄光润”。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蔡襄等人皆赋诗语赞。蔡襄《澄心堂帖》纸质缜密光洁,很可能就是蔡襄用来作为让受信人搜寻澄心堂纸样本。此时蔡襄年五十二岁,用笔庄重,结体端正,笔墨体态雍容,可谓其晚年崇尚端重书风的代表作。
佳纸名墨滋养下的南唐画院可谓人才辈出。王齐翰为后主李煜时翰林图画院待诏,工人物、佛道,兼擅山水、花鸟。现藏南京大学博物馆的《勘书图卷》是其传世名作,此卷除卷首徽宗赵佶瘦金书题名,更有苏轼、苏辙、王诜及金代史公奕等人题跋。巨大的山水屏风下,文士长须宽衣,闲来挑耳,侧对书案。案头横置文房笔墨,卷册堆积,架于砚池旁的毛笔墨色尚浓,应是表现勘校休憩之时。身后胡床堆满待勘卷册,更有难得一见的大轴,可见此时卷轴书画装裱已颇具规模。

(北宋)沈辽 行书动止帖 纸本墨笔 纵二十七点一厘米 横三十六点六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
两宋时期,随着内廷文艺的发展,散于各地的文人阶层也逐渐进入士族、朱门的交际圈。雅集遍布,诗会品古的文人生活亦逐渐被宋代上层所接受,成为一时风潮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北宋沈辽《行书动止帖》原是沈辽写与友人的问病短札。沈辽长于诗词,尤精书法。此帖用笔意气高古,字里行间神韵俊逸,极见功力。帖用水纹砑花笺,纸面洁白无瑕,字迹犹如浮于流水之中,更显飘逸。苏轼《书蒲永画后》言:“古今画水,多作平远细皱,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。使人至以手扪之,谓有洼隆,以为至妙矣!然其品格,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。”所谓“印板水纸”,应是沈辽此帖所用水纹砑花笺。宋钱康公《植跋简谈》曾载“蠲纸”,原为吴越(公元907—978年)顶替蠲赋的珍贵白纸。文房中所谓“衍波笺”或即为与水纹砑花笺相似的特种书画纸。
佳纸难得,尤以晋唐故纸、小幅笺纸最为少见。宋黄庭坚《审教帖》中曾有:“欲为索儿录数十篇妙曲作乐,尚未就尔。所送纸太高,但可书大字,若欲小行书,须得矮纸乃佳。”可见此时书写纸已分大小,随用就幅已经成为信札与书卷用纸的共同特征。
宋代随着文人赏石玩古意趣的生发,砚学也随之发展。古时用来研墨的砚台也成为镌刻文人题记的书斋风雅之物。《砚谱》载:“所用澄心堂纸、李廷墨、龙尾砚三物,为天下之冠。”传说苏轼极爱龙尾砚,曾多次赋诗赞美。黄庭坚亦有《砚山行》诗:“日辉灿灿飞金星,碧云色青端州紫。”认为龙尾砚中的名品金星石,可比肩端州紫砚。作为藏砚名家的米芾,曾有《紫金研帖》传世(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),讲苏轼曾借得米芾挚爱的紫金砚,因喜爱备至,临终竟“嘱其子入棺”。此紫金砚原为紫金石所制,米芾《乡石帖》记“新得紫金右军乡石”,《宝晋英光集》则云:“吾老年才得紫金石,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,人间第一品也,端、歙皆下。”以紫金砚与王右军(王羲之)砚并峙,可见此砚品质之上乘。
北宋砚有陶、瓷、石、木等多种材质,体积精巧者仅数寸,大者盈尺。蔡襄《致彦猷尺牍》中曾讲:“大研盈尺,风韵异常,斋中之华,繇是而至。”足见北宋巨砚之冠。宋徽宗赵佶《文会图轴》描绘唐太宗时期十八学士,意在称颂当朝人鼎之盛,文治胜唐。娑罗树后石台之上,可见笔墨砚台,旁有古鼎相佐,正是宋代文人崇古的表现。

宋 薛绍彭 草书大年帖页 故宫博物院藏
南唐时已颇为珍贵的李廷墨至宋时已近失传,此时佼佼者为张遇墨。蔡襄曾记:“世以歙州李廷为第一,易水张遇为第二。”张遇、孙处厚皆为制墨名家,并以煤代松烟,将制墨技术变革。宋神宗熙宁九年(公元1076年),魏公苏颂同修国史,御赐即为“承晏笏挺双脊龙墨、张遇丸墨、澄心堂纸”,神宗曰:“禁中自此少矣,宜宝之。”可见内廷所藏张遇墨亦珍贵。故宫博物院藏宋薛绍彭《大年帖》是写予北宋宗室、画家赵令穰的一封短札,薛、赵两人皆为当时著名藏家,文中薛绍彭希望借观赵氏所藏李承晏、张遇所制名墨,若是真品愿以薛氏自藏王羲之《异热帖》交换,也足见当时张墨之贵。

北宋 米芾 行书珊瑚帖页 故宫博物院藏
笔架又称笔格、笔搁,原为使用过程中为防止笔头散乱而放置蘸墨毛笔的工具。晚唐罗隐《咏史》中即有“徐陵笔砚珊瑚架”语,至宋代以珊瑚随形为笔架者多见,《珊瑚帖》是北宋米芾唯一传世画迹,只见帖页左侧信笔写珊瑚一枝,虬曲自然,浑然天成,“三枝朱草出金沙,来自天支节相家”。明杜堇《伏生授经图》画伏生教授晁错《尚书》二十八篇的故事,画中晁错奋笔疾书,案头所置即为山座珊瑚笔架。笔山亦作研山,除与珊瑚笔架组合外也可单独使用,宋代鲁应龙《闲窗括异志》称其“远峰列如笔架”,米芾就曾藏宝晋斋研山与苍雪堂研山。至元明时期,研山已不仅为实用笔架,也为文房微缩山水陈设之一,与赏石、写景相融,成为案头独特风景。高濂《燕闲清赏笺》记:“余见宋人灵璧研山,峰头片段如黄子久皴法,中有水池钱大,深半寸许,其下山脚生水,一带色白,而起砢若波浪然,初非人力伪为,此真可宝。”明吴伟《武陵春图卷》中亦见此类山形笔架、板砚与小罐形砚滴。

(明)杜堇 伏生授经图(局部) 绢本设色 纵147厘米 横104。5厘米〔美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宋代文人嗜好燕居,常有数本消夏图传世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人《槐荫消夏图册》为个中翘楚。画中文人高枕于山水屏风之下,怡然安睡,卧游江山,身后桌案陈设多足砚、经卷包袱与斑竹毛笔、宝字形笔架。此类笔架多实用器,吐鲁番阿斯塔纳206号唐墓曾出土木笔架即如此物,只两侧支架不外撇。画中桌案左侧另置一四足鱼形金铜砚滴,此砚滴身为鱼形,下安四柱足,犹如异形四足鼎,盖顶上有长管状口,应是以手按压流入空气,以此控制鱼口处流水速度的装置。古代砚滴重在精准出水,唯此才能保证墨汁颜色浓厚。前文唐王维《伏生授经图》卷与《武陵春图》卷中所见砚滴,则为较普遍的小罐形。

(宋)佚名 槐荫消夏图(局部) 绢本设色 纵25厘米 横2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笔洗亦盛于宋,黄庭坚《致公言通直执事尺牍》中言“本往乞一小盂子,研旁洗笔”,可知此时砚旁已陈设笔洗盛水专门清洗毛笔。宋代名窑瓷器中多见笔洗,尤以汝窑记录最为全面。乾隆皇帝为了记录他的古物收藏,曾特命清宫如意馆画师于乾隆五十二年(公元1787年)和乾隆五十七年(公元1792年)两度绘制铜、瓷器图册,其中《燔功彰色图册》与《埏埴流光图册》就是瓷器图绘。《燔功彰色图册》中录入两件汝窑,其一为宋汝窑舟形笔洗。而收录在《埏埴流光图册》中的则是宋汝窑磬口洗及宋汝窑舟形笔洗。对照传世文物可知,《燔功彰色图册》所绘的宋汝窑舟形笔洗内底“中有如意暗花二,底微坳,有三钉”,应是现藏英国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汝窑青瓷椭圆洗。
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,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。这些“尚意”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洪流中记载甚少,但绘画的“记录”功能使得今天的我们可以一窥古代文房的清雅样式。文房本为书写与绘画服务,流传千年后却已成了绘画、书法所记录的名物史的标志。
(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,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《大匠之门》第33期,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。)
责任编辑:李梅
校对:栾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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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钊钊 古人常称书房为“文房”,其中陈设清雅。文房清供本是文人书写工具,在千年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。这些“尚意”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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